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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通:翰林出身的银行家

  谈到陈叔通,也许熟悉他的人不多,但若提到开国大典上站在毛主席身边的那位美髯公,人们一定会有印象,他就是被毛主席尊称为“叔老”的陈叔通。

  翰林银行家

  陈叔通(1876-1966),名敬第,号云湄(一作糜),行三,辛亥后以字行,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著有《政治学》《政法通论》和《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及《百梅书屋诗存》等。

陈叔通《百梅书屋诗存》

  陈叔通幼年启蒙于家学,受到良好的教育,17岁中秀才,26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点翰林,授翰林院编修,1904年东渡日本,攻读政治和法律,1906年毕业回北京供职。目睹了清政府的腐朽,他逐步倾向于革命党,曾入宪友会、光复会。其间,他热心社会改革,在家乡杭州办学校,办报纸,提倡妇女解放,后积极参与讨袁活动。但继之而起的军阀混战令其非常失望,便退出政界,应挚友张元济之邀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并自荐任总务处负责人,有效促进了商务印书馆的经营与管理,后任商务印书馆董事,但不久后离去,进入“南三行”之一亦是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

  陈叔通曾任该行的驻行董事和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干得风生水起。在其任职期间,浙江兴业银行存款在当时全国各大商业银行中居于前列,尤其是1922年至1926年间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商业银行,在私营银行中基本上处于首位或次位,被称为该行的全盛时期。难怪,后来胡子昂曾撰文赞叹:“颇多建树,在银行界卓有信誉。”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兴业银行在1937年还全力资助了一个“合众图书馆”,对于进步书刊,包括共产党早期文献及革命史料亦有搜集。解放战争期间,陈叔通经常步行到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中共办事处看望周恩来,每次从办事处回来,总要到该图书馆小坐一会,并带去解放区的《新华日报》、毛泽东著作单行本等,以期让更多的国统区民众了解战争近况、进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主张及领导人的思想等。1949年1月,他秘密离开上海赴香港,临行前还反复叮嘱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要把银行保护好,并让其联络金融同业,为解放军进城后接收工作做好准备。

  翰林擅翰墨

  陈叔通跨越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后又从政十余年,官至高位却始终保持书生本色,坚持学问立身,在书法、诗文、鉴藏等方面的成就同样令人景仰。难能可贵的是,尽管他一路科举走来,但一手楷书却无丝毫馆阁体的痕迹,同样起步于颜、柳、欧、赵诸体,然又不限于此,取法多元,对褚遂良乃至魏碑等均有涉猎,并下过一番苦功。与同时代的其他书家相比,陈叔通的楷书胜在“造势”,他不仅仅擅长横画取势,其他笔画也同样信手拈来用以取势,以致笔下每个字无论繁简都姿态多变,尤其是撇捺极为舒展,如舞蹈一般给观者以灵动之感;字形上则随遇而安,顺势而为,依据字本身的结体随机生发,当宽则宽,当长则长,不刻意变形;章法布局则以静穆、简约为追求,无论字距还是行距都较为疏朗,且疏而不散,从而破解了唐楷尤其是馆阁体规整、刻板、缺乏灵气的形象;他在用笔上更是高手,没有机械的提按顿挫,也不刻意强调“起、行、收”的要诀,善于应用逆笔,多用逆锋平出之法,收笔习惯注锋,从而使楷书兼具隶书、章草之笔意,绞转提按更是变化多端,十分丰富,即使相同的点画也几无雷同现象,可见其对楷书研究之精妙,称他为近现代书坛“楷书高手”实不过誉。

  而其行书与楷书则截然不同,以厚重、朴拙、内敛为主,判若两人,且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颜真卿“三稿”之笔意,用笔上具“屋漏痕”“篆籀气”以及“以圆笔为主、方圆互用”等风格特点。无论是大字还是小字,点画间顾盼呼应,字间逐势瞻顾,行间递相映带,通篇气振神跃,生机勃勃,使观者从凝固、静止的纸面上领略到生命的律动。笔者以为,陈叔通的行书更能反映其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家国情怀。因为他提笔挥毫时从不斤斤计较,运笔直起直落,按如打桩,提如拔钉,蓄势聚力,锋芒藏于点画之中,干净利落,虽无“二王”行书之妍美,却大大增强了笔触的厚实、古朴之气,可谓用最简单最自然最顺手的技法,却表现出最丰富最深沉最具张力的内涵,体现了一种以拙为美、以朴为华的艺术追求。

  “百梅”寄父亲

  陈叔通不仅染翰操觚,且收藏了大量书画用于“养眼”,尤以“藏梅”著称。其父蓝洲公即喜藏书画尤为嗜梅,但经太平天国战事而荡然无存,留给他的仅有一幅明代唐寅的墨梅。为纪念父亲,他便以此画为基,广征博购明、清两代名家所作的梅花,并定下目标:“期于足百而止”。在此后的30余年间,他几经搜觅,收藏了渐江、郑板桥、汪巢林、杭世骏、罗两峰等名家名作,终于集成百家。这些“梅”有直的,也有横的;有巨幅的,也有盈尺的,章法、风格各不相同,尤其是“画梅大王”王元章的立轴墨梅,更是堪称稀世珍品,与唐寅的墨梅并列为“百梅”之首,后来又收藏到高澹游的《百梅书屋图》,便将书斋取名“百梅草屋”,还积集出版了《百梅集》,凡102家、109幅,可惜如今坊间早已绝版。其实,这个过程相当不易,特别是在时局动荡的年代,陈叔通手头并不宽裕,有时甚至还比较拮据,但一旦看中某作即使典当告贷也要买到手。20世纪50年代后,他认为私藏不如公藏,私藏难免湮没,公藏方可传之久远。于是他慨然将毕生珍藏的百余幅古梅和其他名家之作以及藏于北京西单松坡图书馆的十万余册珍贵古籍与藏书,分别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

  需要指出的是,翰林出身的陈叔通也精通诗词,常常以诗言志,以诗寄情,一生中无论是追求维新,还是投身民主;无论是迎接解放,还是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感而发,有情必抒,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70岁时还亲自删定并刊印《百梅书屋诗存》一卷。

  鉴藏显博学

  陈叔通在文物鉴藏方面亦有很深的造诣。他与国学大师王国维经常通过书信往来探讨文物真伪与学问,如在《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中,就披露了他致王国维的信札11通,其中一通提及国宝“散氏盘”鉴定之事,提醒王国维与罗振玉切勿被民间仿品所误,于此足见其古物鉴赏功底之深厚。无独有偶。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常与姚华(茫父)研讨历代碑帖文字,最典型的就是对《广武将军碑》的审定。民国初年,陈叔通将姚重金收藏的《广武将军碑》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影印了姚的两则题记,记录了陈、姚二人研讨该碑之事。他俩还时常研讨古文字学,今姚府藏姚华《陶墨题跋》和《陶墨偶识》均注明“为仁和陈叔通题”字样。

  他与国画大家黄宾虹的友情也早已成为艺坛佳话。在无人赏识黄宾虹画艺的时候,陈叔通却独具慧眼,懂得欣赏,不仅在艺术上,更在生活上、工作上为他提供过方方面面的资助,如推荐他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美术部主任,既帮其解决了生活问题,又让其得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除了画画以外,黄宾虹对先秦六国文字极具研究,尤其是收藏古玺印颇丰,故有人评论其为“识字第一”。陈叔通对于黄宾虹金石学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成果尤为关心,亦是两人通信中一个常见的话题。陈叔通曾要黄宾虹抄出几份存于国家图书馆,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不曾想直至黄宾虹去世也未能完成此事。陈叔通只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顾年事已高,亲力而为,终使《黄宾虹古玺印存》得以印行,帮老友完成了生前夙愿,可谓季札挂剑。

  一场伟大的革命能否成功,与是否有金融的支持密切相关。记得,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名著《法兰西内战》导言里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控制法兰西银行。辛亥革命后的100多年,是一段开启民族复兴的征程,正是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历史大潮中,包括金融界在内各行各业涌现出诸多像陈叔通那样的仁人志士与传奇人物,他们为中华民族复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不敢忘矣。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本文图片均为陈叔通书法作品

责任编辑:原健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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